一些其他国家也采取类似的策略。韩国正在致力于“绿色增长”道路——扩大智能电网覆盖率并关注新兴清洁能源领域的生产，例如零排放汽车。自21世纪初，根据Energiewende能源转型项目，德国一直在扩大对太阳能和风能的使用和建造，目标是用可再生能源取代核电。

同样的原则适用于美国工业生产领域，这也造就了一个世纪前美国在汽车制造业的独霸地位。1909年至1916年，Henry Ford降低了福特公司模型T的成本约62%——从950美元到360美元。每年，销售额都翻番——从1908年的不足6000美元至1917年超过80万美元。

美国能源政策强调通过水力压裂和水平钻孔等创新手段开发国内煤层气和页岩油。但一直存在收益递减和化石燃料环境成本高等问题。英国也倾向于利用水力压裂建造煤层供应，并扩展核反应堆，学习其他国家的各项技术。

改变思路

从能源安全角度来看，重新架构针对排放的争论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国际谈判有深远影响。12月，各国代表将聚集在秘鲁首都利马，为2015年的巴黎会议作准备。议程主要包括通过协商使各国自愿减少碳排放，而不是促进可再生能源产业(最快的脱碳路线)。

但建立了强大可再生能源部门的政府能够实现这些减排目标，同时强化能源安全并建立制造业。以市场为导向的手段的另一个优势在于，一些批评者指出，基于技术的解决方案将带来诸多问题，例如工业原料的可获得性和用于建造太阳能和风能设备的场地。但计算显示，在现有工业规模的基础上，在未来20年内可实现利用全球现有可再生能源生产额外10太瓦的发电能力，到那时，全球能源系统可能发生巨大转变。利用可再生能源产生额外10太瓦的电量需要改变全球电力状况——这需要在超过5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是哈萨克斯坦面积的两倍)上装置约300万个风力涡轮机、14000个集中太阳能发电设施。这些技术可能被设置在世界上的沙漠和半沙漠地区。尽管目标宏大，但却是可操作的——例如，现在全世界每年手机产量约为17.5亿部，汽车产量约为8400万辆。